电白教师同盟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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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日常——打人
老师能不能够打人，要不要打人，在现在是无须讨论的——动手便是错。可在我上学的那个年代，这却是一个无须讨论便普遍存在的事实。
我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小学三年级时的数学老师。她姓游，是个壮实的中年妇女，留着短发。她上课时总是板着脸，眼睛不大，却像探照灯似的扫过教室的每一个角落。课堂作业本交上去之后，她便坐在讲台后面批阅，红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沙沙地响，像一场无声的审判。然后她就点我的名字，叫我上去。我战战兢兢地站在讲台旁边，她用右手拿着红笔指着我错题，左手的食指和大拇指用力地捏着我胳膊上的“老鼠肉”——我们那地方管胳膊内侧那层软肉叫这个。她捏得极狠，指甲几乎要掐进肉里去，我疼得呲牙咧嘴，眼泪直淌，可她又偏不松手，非要我把那道错题弄懂了才罢休。那次刻骨铭心的疼，让我从此长了记性：上课必须认真听讲，作业不可以出错。
那时候学校里还有一个特别凶的罗老师，男的，教语文，可我们都把他当校长一般的看待——因为无论哪个同学看见他，都要绕道走。他在校园里到处溜达，只要看见谁在搞鬼、在祸害同学、在搞破坏，便会像警察一样倏地出现。我没有被他抓到过，但被他抓到过的同学都说，他有一双像老鹰一样有力的手爪。无论你个子多高，胳膊被他抓住，那种疼痛感就像被老鹰攫住一般，钻心彻骨。学校里有了这样一位“警察”，打架斗殴的事明显少了许多。现在想来，那也算是一种朴素的秩序吧。
读初中之后，很少发现有老师打学生了。大约是老师们也懂得掂量掂量，能不能打得过那些长得比他们还高的学生了。但有一位叫李文耀的老师却是例外。我们上初三时，来了一位师专刚毕业的政治老师，专职的，还兼着初三52班的班主任。听他们班上的同学说，他对学生要求极严，什么东西都要过关，过不了关的就要责罚，甚至打——怎么打我不得知。但他教我们班的政治课，我却见识到了他威严之下的效率。一道政治题写在黑板上，让我们在书本里标注几大点几小条，然后敲敲黑板，限时五分钟背下来。于是下边人声鼎沸，像一锅煮开了的水。五分钟一到，他点人起来抽背，居然没有答不出来的。在那样的威逼下，我们整个年级的政治成绩稳步上升，学生们对政治书的熟悉程度，几乎是能熟练背诵。那一届中考，我们学校的政治成绩由原先的倒数第一变成了顺数第一。
但其中不和谐的一幕还是发生了。听说他用同样的方法给初二的学生把关，在给学生过不了关的时候动了手，结果那学生回家添油加醋地跟家长告了状。家长竟领了十来个村民，扛着扁担要冲进学校打他，所幸被学校领导制止了。那个年代，这算得上是一桩不大不小的事故了。
以上可以说是我亲身经历的老师打人的故事。我至今仍然感谢那些打人的老师——感谢小学数学老师那狠狠的一掐，让我明白了上课必须认真听讲，作业不可以出错；感谢那位警察一般的罗老师，让我明白了在学校不可以肆意妄为、胡作非为；也特别感谢那位在课堂上极有威严的政治老师，他让我们在课堂上以最高的效率记住了那一本薄薄的政治书。还记得那时候我们的政治课本叫《社会主义建设常识》。
但相比之下，我老婆就没有这般幸运了。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乡镇的中心学校读的，相对而言老师的素质要高些。我老婆读的是村小，里面的老师大多是“赤脚老师”，有的小学刚毕业，自己都弄不明白，靠一点关系就进了学校当代课老师。教不会教不好其实倒还罢了，若把学生们的不会一味归咎于学生，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那简直就是灾难。妻子告诉我，她三年级时的数学老师，一次考试下来，全班就两个同学及格，她打了七十多分，还是班上第一名。可那老师却一味责怪孩子们蠢，把全部教学上的失败都归咎于孩子。最恐怖的是，他经常揪着学生的头发往墙上撞、往桌子上撞。可以想象，那一年那个班上的孩子，是生活在怎样一种恐怖的氛围之中。好在那老师只教了他们一年便换了人，妻子说，新数学老师一来，她的成绩随随便便就是九十多、一百分了，全班同学的成绩也好起来了。我想，这样的老师，只能够说是那个特殊年代特有的产物——现在没有了，以后也永远不会有了。
就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晚上，毕业二十年的学生聚会，邀请了我。席间提到，在我的课堂上，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同学敢随便乱动。即使是比我高半个头的男同学，只要犯了错，只要是我发出的指令，他们没有不照做的。他们得出的一致结论是：那个时候的我打人。我跟小学的数学老师一样，用拇指和食指用力掐着犯错同学胳膊上的“老鼠肉”，让他们感受到肉体的疼痛，然后就乖乖听话了。然而他们的语气里完全没有不满和责备，有的只是敬佩。他们说，要是别的老师这样做，他们肯定会奋起反抗，但是你罗老师这样做，他们却乖乖地老实了，不知道你有什么魔力。言语间，竟全然是敬佩的味道。
对于老师打人这件事，我想我是这样理解的：它应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善意的惩戒，一种是恶意的报复。像我的数学老师掐我，在她看来，像我这种学生是不应该错的，她认定是我在她讲课时开了小差，所以要让我长记性。给我长记性的办法就是掐“老鼠肉”，让我感到刻骨铭心的痛，这是最简单的方法。像初三那位政治老师，过不了关的同学打几下手板、打几下小腿，让他们感到肌肤上的疼，都属于这种善意的惩戒，目的是为了你的学习、你的成绩更好。但是像我妻子三年级时的那位数学老师，性质就不一样了。他把教学上的无能带来的后果全部归咎于无辜的孩子们，用暴力的方法宣泄自己教学失败带来的心中不满。所以若干年之后，妻子告诉我，即使在家门口看见那位老师，她都心生痛恨，绝对不会打招呼。
如今我已做了三十多年的老师，手上也偶尔沾过学生的“老鼠肉”。因为我相信《焦点访谈》上的那个徐向洋说过的一句话——
“没有惩戒的教育，是残缺的教育。”
有时候我想，惩戒与暴力之间，原也不过隔着一层薄薄的皮肉——皮肉之上是规矩，皮肉之下是人心。那位掐过我的老师，大约从未想过，他们指尖留下的红印子，会在一个孩子心里长成一片敬畏的森林。而我妻子遇见的那位，却把一片森林烧成了灰。
教育这件事，说到底，是人与人的相遇。有的相遇像春风化雨，有的却像钝刀子割肉。如今校园里再没有那样的事了，这是时代的进步，我举双手赞成。只是偶尔翻检旧事，看见那个站在讲台边淌眼泪的小男孩，心里仍会隐隐地疼一下——疼过之后，又觉得庆幸：幸好，那些疼痛终究没有白挨。
转载于网络，这是我们的经历。
老师能不能够打人，要不要打人，在现在是无须讨论的——动手便是错。可在我上学的那个年代，这却是一个无须讨论便普遍存在的事实。
我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小学三年级时的数学老师。她姓游，是个壮实的中年妇女，留着短发。她上课时总是板着脸，眼睛不大，却像探照灯似的扫过教室的每一个角落。课堂作业本交上去之后，她便坐在讲台后面批阅，红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沙沙地响，像一场无声的审判。然后她就点我的名字，叫我上去。我战战兢兢地站在讲台旁边，她用右手拿着红笔指着我错题，左手的食指和大拇指用力地捏着我胳膊上的“老鼠肉”——我们那地方管胳膊内侧那层软肉叫这个。她捏得极狠，指甲几乎要掐进肉里去，我疼得呲牙咧嘴，眼泪直淌，可她又偏不松手，非要我把那道错题弄懂了才罢休。那次刻骨铭心的疼，让我从此长了记性：上课必须认真听讲，作业不可以出错。
那时候学校里还有一个特别凶的罗老师，男的，教语文，可我们都把他当校长一般的看待——因为无论哪个同学看见他，都要绕道走。他在校园里到处溜达，只要看见谁在搞鬼、在祸害同学、在搞破坏，便会像警察一样倏地出现。我没有被他抓到过，但被他抓到过的同学都说，他有一双像老鹰一样有力的手爪。无论你个子多高，胳膊被他抓住，那种疼痛感就像被老鹰攫住一般，钻心彻骨。学校里有了这样一位“警察”，打架斗殴的事明显少了许多。现在想来，那也算是一种朴素的秩序吧。
读初中之后，很少发现有老师打学生了。大约是老师们也懂得掂量掂量，能不能打得过那些长得比他们还高的学生了。但有一位叫李文耀的老师却是例外。我们上初三时，来了一位师专刚毕业的政治老师，专职的，还兼着初三52班的班主任。听他们班上的同学说，他对学生要求极严，什么东西都要过关，过不了关的就要责罚，甚至打——怎么打我不得知。但他教我们班的政治课，我却见识到了他威严之下的效率。一道政治题写在黑板上，让我们在书本里标注几大点几小条，然后敲敲黑板，限时五分钟背下来。于是下边人声鼎沸，像一锅煮开了的水。五分钟一到，他点人起来抽背，居然没有答不出来的。在那样的威逼下，我们整个年级的政治成绩稳步上升，学生们对政治书的熟悉程度，几乎是能熟练背诵。那一届中考，我们学校的政治成绩由原先的倒数第一变成了顺数第一。
但其中不和谐的一幕还是发生了。听说他用同样的方法给初二的学生把关，在给学生过不了关的时候动了手，结果那学生回家添油加醋地跟家长告了状。家长竟领了十来个村民，扛着扁担要冲进学校打他，所幸被学校领导制止了。那个年代，这算得上是一桩不大不小的事故了。
以上可以说是我亲身经历的老师打人的故事。我至今仍然感谢那些打人的老师——感谢小学数学老师那狠狠的一掐，让我明白了上课必须认真听讲，作业不可以出错；感谢那位警察一般的罗老师，让我明白了在学校不可以肆意妄为、胡作非为；也特别感谢那位在课堂上极有威严的政治老师，他让我们在课堂上以最高的效率记住了那一本薄薄的政治书。还记得那时候我们的政治课本叫《社会主义建设常识》。
但相比之下，我老婆就没有这般幸运了。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乡镇的中心学校读的，相对而言老师的素质要高些。我老婆读的是村小，里面的老师大多是“赤脚老师”，有的小学刚毕业，自己都弄不明白，靠一点关系就进了学校当代课老师。教不会教不好其实倒还罢了，若把学生们的不会一味归咎于学生，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那简直就是灾难。妻子告诉我，她三年级时的数学老师，一次考试下来，全班就两个同学及格，她打了七十多分，还是班上第一名。可那老师却一味责怪孩子们蠢，把全部教学上的失败都归咎于孩子。最恐怖的是，他经常揪着学生的头发往墙上撞、往桌子上撞。可以想象，那一年那个班上的孩子，是生活在怎样一种恐怖的氛围之中。好在那老师只教了他们一年便换了人，妻子说，新数学老师一来，她的成绩随随便便就是九十多、一百分了，全班同学的成绩也好起来了。我想，这样的老师，只能够说是那个特殊年代特有的产物——现在没有了，以后也永远不会有了。
就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晚上，毕业二十年的学生聚会，邀请了我。席间提到，在我的课堂上，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同学敢随便乱动。即使是比我高半个头的男同学，只要犯了错，只要是我发出的指令，他们没有不照做的。他们得出的一致结论是：那个时候的我打人。我跟小学的数学老师一样，用拇指和食指用力掐着犯错同学胳膊上的“老鼠肉”，让他们感受到肉体的疼痛，然后就乖乖听话了。然而他们的语气里完全没有不满和责备，有的只是敬佩。他们说，要是别的老师这样做，他们肯定会奋起反抗，但是你罗老师这样做，他们却乖乖地老实了，不知道你有什么魔力。言语间，竟全然是敬佩的味道。
对于老师打人这件事，我想我是这样理解的：它应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善意的惩戒，一种是恶意的报复。像我的数学老师掐我，在她看来，像我这种学生是不应该错的，她认定是我在她讲课时开了小差，所以要让我长记性。给我长记性的办法就是掐“老鼠肉”，让我感到刻骨铭心的痛，这是最简单的方法。像初三那位政治老师，过不了关的同学打几下手板、打几下小腿，让他们感到肌肤上的疼，都属于这种善意的惩戒，目的是为了你的学习、你的成绩更好。但是像我妻子三年级时的那位数学老师，性质就不一样了。他把教学上的无能带来的后果全部归咎于无辜的孩子们，用暴力的方法宣泄自己教学失败带来的心中不满。所以若干年之后，妻子告诉我，即使在家门口看见那位老师，她都心生痛恨，绝对不会打招呼。
如今我已做了三十多年的老师，手上也偶尔沾过学生的“老鼠肉”。因为我相信《焦点访谈》上的那个徐向洋说过的一句话——
“没有惩戒的教育，是残缺的教育。”
有时候我想，惩戒与暴力之间，原也不过隔着一层薄薄的皮肉——皮肉之上是规矩，皮肉之下是人心。那位掐过我的老师，大约从未想过，他们指尖留下的红印子，会在一个孩子心里长成一片敬畏的森林。而我妻子遇见的那位，却把一片森林烧成了灰。
教育这件事，说到底，是人与人的相遇。有的相遇像春风化雨，有的却像钝刀子割肉。如今校园里再没有那样的事了，这是时代的进步，我举双手赞成。只是偶尔翻检旧事，看见那个站在讲台边淌眼泪的小男孩，心里仍会隐隐地疼一下——疼过之后，又觉得庆幸：幸好，那些疼痛终究没有白挨。
转载于网络，这是我们的经历。
